王祥去世时曾留下五条家训：夫言行可覆，信之至也；推美引过，德之至也；扬名显亲，孝之至也；兄弟怡怡，宗族欣欣，悌之至也；临财莫过乎让，此五者，立身之本。为人表里如一、有始有终，信守诺言，不圆滑世故，这是诚信；把荣誉和成绩让给他人，过失和责任勇于担当，谦逊低调、任劳任怨，此为“推美引过”；孝有大小，孝敬父母只是小孝，而提高修养、建立功业以彰显父母养育教诲之德，才是大孝，这是对传统孝道思想的升华；兄弟团结，家族和睦，此为悌；面对利益懂得谦让，生活保持清廉俭朴，上述五条便是王祥所坚守的“立身之本”。

　　王祥生逢乱世，母寡弟幼，继母朱氏多次想杀死他，但他却孝敬继母三十年如一日，体现了以德报怨、顾全大局的宽厚度量和善始善终、任劳任怨的坚韧品格，这种孝行是在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之后磨练出来的人性光辉，具备感发人心、促人向善的精神力量，不仅感化了继母的狠毒之心，还引导了弟弟王览的善心。王览为了救护王祥不惜“争鸩舍生”，兄弟二人可谓患难与共，互相成就。王祥担任徐州别驾后，移风易俗，涵养正气，以博大的胸怀和气度去感化一方百姓。王祥的一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家训的内涵。

　　王祥家训对其子孙产生了重大影响，史书“其子皆奉而行之”。琅琊王氏阖门孝睦，王徽之愿意替代弟弟王献之而死、谢道韫帮助小叔王献之辩论、王僧虔培养侄子王俭，他们爱护家人，情同知己，真挚之情让人感动！这是对王祥“兄弟怡怡，宗族欣欣”家训的坚守。琅琊王氏不以财富为人生追求的目标，西晋王衍“未尝谋货利之事”，东晋王导“素寡欲，仓无储谷，衣不重帛”，刘宋王弘“虽历藩辅而不营财利，薨亡之后，家无余业”，他们虽然位居宰相，也不改清廉俭朴的生活。梁代的王志信守承诺、老成厚重，他担任东阳太守时冬至日释放重囚回家，“过节皆返”，王志兄弟子侄皆笃实谦和，时人号为长者，很好地践行了王祥“言行可覆”的诚信之道。至于“推美引过”，功绩之大者无过于王导，作为东晋的开国宰相，王导制定了“谦以接士，俭以足用，以清静为政，抚绥新旧”的施政方针，他礼贤下士，团结南北士人，组建以“百六掾”为主的东晋朝士集团，他还在历次政治变乱中谦逊谨慎，扶危定乱，稳定了东晋朝局。

　　陈寅恪先生《论东晋王导之功业》：“王导笼络江东士族，统一内部，结合南人、北人两种实力，以抵抗外侮，民族得以独立，文化得以延续，不谓民族之功臣，似非平情之论。”谦逊低调，对权势存有敬畏之心，王僧虔也是很好的典范。齐武帝曾任命他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因为侄子王俭已经担任此职，“一门有二台司，实可畏惧”，于是王僧虔以“君子所忧无德，不忧无宠”为由，坚决推辞，可谓激流勇退。晚唐诗人孙元宴称赞道：“位高名重不堪疑，恳让仪同帝亦知。不学常流争进取，却忧门有二台司。”

　　“扬名显亲，孝之至也”，入仕的目的不是为了稻粱谋，而是为了实现士人拯时济世的人生理想。王祥能坚守原则，反对结党营私。王祥去世后，来吊唁者“非朝廷之贤，则亲亲故吏”，无杂吊之宾，他的族孙王戎称叹曰：“太保可谓清达矣！”王羲之出仕，反对结党营私。永和四年（348年），司马昱、殷浩任命王羲之担任护军将军，目的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影响打击桓温。王羲之并没有站在党派的立场，而是从东晋政治的大局出发调解两派的矛盾，他体恤百姓的艰辛，减省赋税，开仓济民，其《深情帖》云“行其道忘其力身”，其《断酒帖》云“百姓之命倒悬，吾夙夜忧”，这都体现了他不计个人利害的忘我精神。

　　王羲之的政治使命感和历史担当引起了后人的共鸣，元代赵孟頫曾评价云：“右将军王羲之，在晋以骨鲠称，激切恺直，不屑屑细行，议论人物，中其病十之八九，与当道讽谏无所畏避。发粟赈饥，上疏争论，悉不阿党。凡所处分，轻重时宜，为当晋室第一流人品！”（刘占召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