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在《通典》中有言：“御史之名，周官有之，盖掌赞书而授法令，非今任也。战国时亦有御史，秦赵渑池之会，各命书其事，又淳于髡谓齐王曰‘御史在前’，则皆记事之职也。”也就是说“御史”作为职官，早在我国历史上的周代已经出现，但是直至战国时期，其职责是史官，而不是今天具有纠举职责的监察官。可见，御史之名来源于史官。

　　查阅中国古代典籍，御史名称的记载较早见于《周礼·春官》。《周礼》讲述的是周代的官制，分设“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”六大职官系统，每个职官系统有官长及若干下属，掌管国家的治教礼政刑事六典。

　　《周礼·春官》云：“惟王建国，辨方正位，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。乃立春官宗伯，使帅其属而掌邦礼，以佐王和邦国。”宗伯，即主礼之官也。礼官的序列为“大宗伯，小宗伯……大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御史”等，也就是说史官归属礼官序列。

　　在史官中又分为大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御史等。大史，史官之长，谓与内史、外史、御史等为长。《周礼·春官》又云：“御史，中士八人，下士十有六人，其史百有二十人，府四人，胥四人，徒四十人。”东汉学者郑玄注《周礼》时说：“御，犹侍也，进也。其史百有二十人，以掌赞书人多也。”可见，在史官序列中，“御史”位列最低层，人数最多。

　　“御史掌邦国、都鄙及万民之治令，以赞冢宰。凡治者受法令焉，掌赞书，凡数从政者。”也就是说，御史掌管有关各诸侯国、采邑以及民众治理方面命令的文书，以协助冢宰工作。《册府元龟》对此亦有记载：“周监二代之制，春官之属有御史，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，以赞蒙宰。并掌王之赞书，非纠举之任。”因此，御史在形成之初，属于普通的史官一类，并没有纠举的职责。

　　战国时期，上书的人多称“献书于大王御史”。秦、赵渑池之会，命御史执笔，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，御史履行史官之职责。《史记·张丞相列传》载：“张丞相苍者，阳武人也。好书律历，秦时为御史，主柱下方书”，这应该是古代御史掌书史的遗制。杜佑讲御史“至秦汉，为纠察之任”。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，秦汉以后御史从史官中逐渐分离出来，成为了专门执掌纠弹之任的监察官员。

　　那么，为什么御史会来源于史官呢？监察官同史官有什么关系呢？

　　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重视历史的民族。在我国历史上，设立史官、记录国家大事是自古以来的优秀传统。甲骨文中就有“史”字，以后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编撰历史的官员，统称史官。

　　中国古代史官有着铁笔直书的传统，这本身就蕴含着监督的内涵。所以，东汉人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讲：“史，记事者也，从又持中，中，正也。”即“史”字本身就具有实事求是，秉持公正之意。史官和监察官同宗同源。因此，在中国古代大多数王朝都把监察官员称作御史。